摘要
1、预算编制，唐初，由于租庸调制的巩固发展，国库收入得到基本保证，因而确定了比较周密的预算制度。武德元年三月令“每一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为省，户部总而领焉”。（《旧唐书卷43第1825页）编制方法是采取自下而上，逐级汇编，最后由户部总其成，州县籍簿要上报五份，省籍上报一份到户部，开元十八年十一月敕；“诸户籍三年一造，起正月上旬，县司责手实计帐；赴州依式勘造，乡别为卷，总写三通，其缝皆注某州某县某年籍，州名用州印，县名用县印，三月三十日纳讫，并装潢一通，送尚书省，州县各留一通，所须纸笔装潢，并皆出当户内口，户别一钱。其户每以造籍年预定为九等，便注籍脚，有析先新附者，于旧户后以次编附”。（《唐会要》第1848页）这结编造预算作了详细的时间规定。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户部尚书李林甫秉政，认为每年编制一次预算，不仅工作麻烦，而且所费很多，于是作了重要改变：“有不稳便于人，非当上所出者，随意沿革，务从允便，即人知定源，政有常文，编成五卷，以为《长行旨符》，省事司每年但据应支物数颁行，每州不过一两纸，仍附驿送敕，”（《通典》即以《长行者符》作为征收依据，不须每年编制一次预算。每年如果有临时性项目，仍须单独编造，这样，可以简省很多事，但到安史之乱时藩镇割据，就谈不上编造预算了，天宝三年改年为载，规定造籍记岁月称若干载，这年二月制天下籍造四本，京师、东京、尚书省、户部各贮一本。天宝十二载（753年）停送东京籍，据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史官李吉甫等撰《元和国计薄》统计，虽然有部分地区恢复了预算，但到宗字（公元847-858）时又令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