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诗形式的探索，应和着新诗运动在20年代已经在进行“诗体解放”。进入30年代后，戴望舒倡导的散文美自由体，鲁迅和中国诗歌会倡导的新诗民族形式，以及新月诗派格律体，三足鼎立，并存、交织发展。抗战后的诗坛上，自由体、半格律占据统治地位；40年代中期以后，民歌格律体跃居主导角色。自由体对建国后自由诗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但其散文化弊端也对新诗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新诗民族形式的探索和发展应予充分肯定，而它对五四后的新诗形式的轻视态度，则是有偏颇的。新月时代虽已结束了，音韵美、建筑美的格律诗风仍然牵动着三四十年代乃至今天的新诗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