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技术变革与余数之谜

从经济思想史的演进来看，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人们才重新肯定技术变革的重要性，在此之前，人们对技术变革的研究始终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亚当·斯密曾强调劳动分工为诱导技术和组织变革的方式，但是，在以后的著作中，除了提到农业和制造业两大部分的分离作为技术进步的不同场所外，其他方面并没有过多的涉及，甚至于在古典学派中（马克思例外）没有一人预见到农业生产方法的技术变革会改变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以致于到20世纪30年代，技术变革不再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而是心理学家和工程师研究的领域。在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时，技术往往作为既定的条件来参与研究，也就是说，技术不过是一个外生变量。只有熊彼特例外，他认为技术变革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变化，特别是在索洛提出全面素生产率的测定方法后，围绕技术变革和“余数”展开争论的文献纷纷涌现。技术变革之于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持续发展的途径，乃至余数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问题，始终是一个难解之谜。许多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代表人物有：阿布拉莫维茨（Abramovitz,1956年），索洛（Solow,1957年），肯德里克（Kendrick,1973年），丹尼森（Denison,1962年）和乔根森（Jorgenson)与格里利克斯（Griliches,1957,1960,1967年）。其中，已著名经济学家，1965年届克拉克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格里利克斯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