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乡镇

本刊之所以把“乡官难当”上升为本期的“特别策划”,主要缘于一个真实的故事:记者前些日子到一个乡镇采访,那个乡的乡长辛酸地对我说,他这位管钱的乡长成天被债主追得到处躲债,乡里已穷到5个月没批过一张报销的条子了。今年县里要乡里财政“注水分”,搞财政空转,他说,若反对,就有掉乌纱帽的危险,若造假,自己的良心又不安,他问我能否在城里为他找一份工作。当时,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没往心里去。没成想几个月后,他真的辞去了乡长职务,到上海打工去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由此我想到了几年前湖北监利有个叫李昌平的乡官,含泪上书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乡村工作真难干”,揭开了乡镇诸多问题的盖子,从而得罪了县乡的一些人,最后愤然辞官到南方打工的故事。几年后,这两个故事为何还这么惊人的相似?乡镇难到底难在哪里,乡官又缘何难当?确切地讲,在此之前,乡官在我的印象中大多是成天喝得满脸紫红,在他那一亩三分地上,动辄朝村民吼“什么是法?我就是法”一类鱼肉乡里的贪官污吏。当我沉到乡镇,接触一些普通的乡官时,我才发现,乡镇干部这一整体形象被误解和扭曲了。由于历史原因,让乡官们长期处于一种“体制性的尴尬”和“角色错位”的痛苦中。我们说乡官难当了,是因为乡镇的发展环境从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