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朱熹在庆元以后至殁前的五六年的时间内,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来撰写《仪礼经传通解》,此中体现了一种与中年不尽一致的学术风气,可见其庆元以后学风渐向"汉儒之学"转变。在《通解》中,朱熹尊重经典,推服郑玄,广采子史典籍以佐证礼经;对经典的态度也更趋慎重,尽量在保证底本原状的基础上通过小注来提示异文;正定经文之音读,从情境、体验等角度补充前人训诂之未备,并详细考订经典中前人失考的名物制度。这些新的学术风气已开清儒考据之先河,当属在传统语境下性理学遭遇理论困境之后的必然发展方向。
出处
《孔子研究》
CSSCI
北大核心
2018年第6期92-100,共9页
Confucius Studies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传统人伦观的价值合理性及其现代审视研究"(项目编号:13BZX07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