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世纪20年代作为批评话语的“人性”

作为批评话语的"人性"在"五四"至20年代末经历了一系列的嬗变。从文化内涵上看,《新青年》作家主张的"从动物进化"与"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逐渐取消自我与个体的前提,走向对"国民"、"民众"等抽象群体的认同,"人性"退缩至人类共同属性的领域,"人的文学"也在其接受、阐释过程中发生了内涵上的变异。从哲学本质上看,人性话语的变异根源于以国民性为参照的逻辑起点,是晚清以来思想家们救亡情怀的又一体现;而20年代末革命文学家围绕"人性"、"阶级性"展开的论争,揭起了历史化与动态化的思维方式,在它的参照下,新人文主义人性话语显出理念化、静态化的一面。从价值判断上看,以进化论为基础的人性话语承认了人的生物属性,对爱情与性的描写作为人性解放的标志受到了作家们的褒扬;新人文主义以理性的力量对自然本能加以约束,遏制了新文学的浪漫化趋势;同时,革命文学家以"阶级性"置换了"人性",后者作为一个内涵被掏空的概念,逐渐失去了解释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