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孔穎達修撰《禮記正義》,自稱以皇侃疏爲本,參酌熊安生疏而成。由於皇侃《禮記》疏早佚,孔穎達取捨皇疏的理由何在,後來學者已不得而知。幸好日本尚有皇侃《禮記子本疏義》殘帙傳世,可以從中窺見皇侃義疏的特點。通過比較皇疏與孔疏的不同,可以發現孔穎達有意不採用皇侃對於經文科段的劃分,並且不取皇侃在鄭玄注以外的發揮。然而孔疏雖然反對皇侃的叙述方法,却又依賴皇疏對於經文的基本解釋,故此在改易皇疏之後,又引發了新的問題。考察孔疏與皇疏的不同,可以讓我們看到南北朝至隋唐經學研究取徑的轉變。
出处
《文史》
CSSCI
北大核心
2014年第3期105-122,共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