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国民性与人的现代化——陈丛兰《西方看中国——十八世纪西方的中国国民性研究》序

13世纪,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于元朝随父、叔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回意大利后因参加威尼斯、热那亚战役被俘,在狱中口述见闻,由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执笔写成《马可波罗游记》,该游记使得众多的欧洲人得以了解中亚和中国.16世纪耶稣会士利玛窦（马泰奥·里奇Matteo Ricci 1552-1610）在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来到中国,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以会通西学,传播天主教教义及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知识技术,带给了朝臣士大夫们的启迪.17至18世纪由于“中国礼仪之争”,导致清康熙（1654-1722）晚年至道光的禁教政策,闭关自守的结果致使昧于对西方的认知;直到鸦片战争,西方挟着船坚炮利的威势打开中国门户以后,中国面临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被迫加入了世界体系,使得中国开始对列强的束缚加以反省,亟思从列强的压迫、宰制中解放出来.在受到“西方的冲击”与“传统的冲击”双重压力下,遂对中国现代化产生了“全盘性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