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56年,我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当时还只四十多岁,不自量力,想依据自己的传习记录,写成一部较大的书。从这年秋天开始,到次年春天,写成了宋元部分,约四十万字。不久,世所周知的“扩大化”运动来了,我也就按照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彼规定应当担承的命运,放下了笔杆子,拿起了牛鞭子和粪耙子。
出处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CSSCI
北大核心
1989年第4期126-126,125,共2页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Philosoph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