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很多西方人认知的清朝直接统治地域仅为十八行省,到了20世纪初依然如此。在英国人立德( Ar-chibald John Little)于1905年出版的《远东》一书所附“中华帝国”地图中,中国直接统治地域西界为玉树、昌都以西,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一线①;英国外交官台克满( Eric Teichman)出版于1922年的《一个领事官的藏东行》一书中,所标地图亦大同小异②。与此种误解相对照、相联系的另一个现象,则是晚清民国时期大量外国人蜂拥而入中国边疆地区进行各种游历考察活动,其中不乏“以为其侵略入手之术”者,而国人“对于边疆之情势,非特不知为详确之考查与研究,即欲有所知亦多借助于外人之著述”③。抗战军兴后,不少学人反省,外国人对中国边疆的研究走在了中国人的前面,我们“向来对于边疆的注意太少”,以前对边疆的认识多是“误解”或是“偏见”,应趁着抗战建国的特殊局面,在边疆研究方面“迎头赶上”④。因此,不少学人走出书房,以所学直接或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
出处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
北大核心
2015年第1期173-174,共2页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