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1884年到1895年间,朝鲜王朝的对华外交是在所谓"两截体制"双重国际关系框架下展开的。作为朝鲜王朝最早常驻海外近代外交机构的驻劄天津督理通商事务衙门,其基本制度便是按照近代外交关系原则与惯例(西例)来制定,并被看做是驻劄天津乃至中国的领事。首任天津驻劄督理通商事务南廷哲的主要活动,就是承担朝中两国外交通商事务,并根据近代外交关系惯例悬挂国旗,与驻津各国领事相互往来,从而成为驻劄天津乃至中国的最高外交通商代表。在19世纪后期东亚朝贡国家中,既与中国维持传统朝贡关系却又向中国派遣具有近代意义之常驻外交使节者,只有朝鲜一国,从而与当时清政府对外关系领域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之双重国际关系秩序互为表里,因而具有东亚史乃至全球史的深远意义。至于这样一种对华外交的文化背景,一是东亚文明圈之中心与边缘之间关联、紧张与冲突的关系使然,二是与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意识"密切相关。
出处
《社会科学辑刊》
CSSCI
北大核心
2015年第1期121-128,共8页
Social Science 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