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北京市民生活出色的表现者,老舍擅长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内铺展北京市民生活的人情世态,为了保持北京市民生活世界的自足性,历史事件和历史变迁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推到模糊的背景位置上,其代表作《骆驼祥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老舍不可能完全回避20世纪上半叶北京经历的剧烈的历史变动,他对民俗与历史之间关系的处理方式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写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我的一辈子》中,老舍开始尝试将历史事件纳入到小说的叙事结构中,到了写于40年代的《四世同堂》中,历史的巨流开始冲破北京民俗文化的自足性,小说中的人物也摆脱了民俗文化标本的特征,成为了自主选择命运的主体。
出处
《民族文学研究》
CSSCI
北大核心
2015年第1期144-152,共9页
Studies of Ethnic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