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考古学材料显示,两汉王朝对西南夷诸郡下辖各县的实际控制能力差异很大。以越嶲郡为例,西汉时期土著民族势力还很强大,西汉王朝只控制了郡治邛都县一隅。东汉王朝的控制力则扩大到了牦牛道和卑水道沿线地区。官道走向固定、交通枢纽形成、郡县行政成本开支负担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形成初期而发生的经济向心积聚等原因,致使越嶲郡15个属县演变成为三种类型的行政机构,第一类属于区域中心和交通枢纽而行政功能最强;第二类因位于官道上而具有基本正常的行政功能;第三类则只是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据点。
出处
《四川文物》
北大核心
2015年第3期68-75,共8页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西南夷考古学文化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D780003)的中期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