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理论在战后抚慰报道中的实际运用——以1949年的《大公报》为例

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新媒体时代,越来越要求大众媒介与新兴媒体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承担好各自的社会分工。媒体不仅要真实准确地传递客观信息,更要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问题上发挥自身的舆论引导功能,而"培养理论"对于大众传媒行使这一功能的实际作用不可或缺。追溯到1945年8月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的抗日战争虽以胜利结束,但是历经八年创伤的国人迫切需要从历史阴影中走出来。本文将通过研究1945年9月前后《大公报》对于抗日战争胜利在即以及抗战结束后的相关报道,重点分析"培养理论"在这些报道中的运用,从而凸显抚慰报道所起到的实际作用效果,并提出新时代抚慰报道之于培养理论对于当前新闻报道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