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思维与中国古代治道观的形成

早期中国在身体思维的视野下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治道观。在治道的目的层面,古代思想家将国家视为一种放大的身体,强调治国与治身的相通性,以身体层面的中和境界为基础而展开对治道目的的论说。在治道的内容层面,古代思想家往往从身心一如的角度出发,以心与身的一体性来论说国君与臣民一体性,并在此基础上突出心对身的内在调节性,借此彰显君主对臣民所承担的"养"与"教"的责任。在治道的途径层面,古代思想家经常将身体视为权力规训的对象,主张通过对身体的内在与外在的规训,即"礼"与"刑"两种途径来实现良善治理。这种身体思维视野下治道观长期被坐实到具体的政治运作中,由此而形塑了古代中国特有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