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方哲学经历了四个转向,前三个转向重视科学理性和逻实论,传播学的创建者们深受其影响,提出了"定性定量、数据统计"的客观主义研究方法。哈贝马斯发现其弊端,力主"平等交往论",但不期又引出了另一形式的客观主义。后现代激进派学者在批判他们时又将其导向另一极端,否定理性、消解真理,大肆宣扬多元性和过度自由化,奉行"什么都行"的策略,从而导致了传播理论的混乱。瓦蒂莫虽对其有所修补(融入历史连续性、反思什么都行),但也未能从理论上根治这种极端。本文据建设性后现代哲学(体验哲学为主)和认知语言学(CL)的基本原理建构了体认原则,且基于此尝试提出"认知传播学",以能澄清上述有关传播理论。
出处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CSSCI
北大核心
2015年第7期12-18,共7页
Modern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