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家喻户晓。同样,爱情给人以力量,也为众所熟知。但就历史研究而言,对前者的重视显然要远远超过后者。其中原因也不难解释,因为知识的获取和运用,主要是理性的行为,而理性行为的形成及其后果,长久以来是近代历史学研究的核心。以外交史为例,各国外交家之间的樽俎折冲、谈判及协商及其最后条约的签订,一般都被视为是理性考量国家利益的结果,于是谈判过程的档案记录和通信往来,便自然成为史家关注的重点。以这些材料为主写成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长期被视作近代史学的“正宗”。
出处
《史学理论研究》
CSSCI
北大核心
2015年第4期127-130,共4页
Historiography Bimonth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