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连会议”及“中间人物”论问题的思考

1960年,为应对因大跃进期间经济政策的失误与随之而来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方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艺政策的调整也随之而来。这种调整既源于新中成立国以后新的文艺机制的运行特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被极大限度地拉近,政治经济政策的变动往往会引发文艺立竿见影的变化;同时也符合文学自身运演流变的内部逻辑——文学在经历一段昂扬狂欢之后往往会转入冷静与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