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的《人民文学》

王林在1962年的最后一天记下了这样的文字：“一九六三年应是波浪前进的‘欲进先退’的波，而不再是浪。一九六四年再由波上升为浪。”现在读来，它不仅是对当时风云变幻的时代环境的正确判断，更是文坛境况的基本写照。作为“新政权、新政治、新政策为建构新的文艺和意识形态而进行的一次制度化、组织化的具体（程序）运作的产物”的《人民文学》也在那个颇有节点意义的1964年走过了“由波上升为浪”的过程，为“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作了较为生动的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