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58年的群众写作是以知识分子的"退场"或"隐匿"来证成书写的可能性,实质是一场群众的文艺夺权运动。它同新中国初期"文化革命"诉求联系在一起,既是其产物又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然则,"底层"的文化阈限无法支撑起"文化革命"的行为,群众写作成了一种文化性的游戏与表演。借助于这种表演,写作被运动成了国家的仪式,政党国家和群众彼此形塑了对方,更新了文化形象。某种意义上,1958年的群众写作昭示的是新生国家为树立文化形象,而采取运动的方式来塑造新人(主人)的巨大努力。问题是,由于极端化的运作方式,它并不能保证提升群众与国家的文化形象,反倒成了历史的哀歌。我们必需对这种做法保持高度的警惕。
出处
《现代中文学刊》
北大核心
2016年第1期42-50,共9页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2YJC751111)
西南科技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团队项目(编号:13SXT016)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