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越地"剑文化"衍生出的反抗复仇的独异精神与越地"书文化"衍生出的个性觉醒意识构成了现代鲁迅生成的内源性因素。在青少年时期,特别是在家道中落后的现实境遇中,鲁迅很易于接受越文化中代表反抗和复仇精神的"剑文化"的影响;而当他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后,便又唤起了他对越文化中代表人之觉醒的"书文化"的自觉发掘。在有意识地从越地"剑文化"向"书文化"开掘的转变过程中,鲁迅逐渐形成了内"剑"外"书"的精神结构,而这不仅决定了他兼具"战士品质"和"文人情怀"的两面性,也使得他在创作中表现出亦"剑"亦"书"的文学风格。
出处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CSSCI
北大核心
2016年第6期186-191,共6页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基金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战后日本文化语境中的‘池田鲁迅’研究"(14NDJC081YB)
中国博士后基金第56批面上项目(2014M561745)
浙江省教育厅2012年度科研项目"<故事新编>的言说张力及审美范式研究"(Y201225930)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