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关于“世界史”的哲学论述——京都学派与柄谷行人之间

当日本进入太平洋战争与欧美诸帝国进行一场世纪大战时,以西田几多郎与田边元为首,底下包括务台理作、西谷启治、高坂正显、铃木成高、高山岩男及大岛康正等人在内的京都学派因应现实,在哲学理论的建构上提出"近代超克"论。结果带来的是"世界史的建构如何可能?"的历史哲学问题。事隔七十余年的现在,柄谷行人以《世界史的结构》(2010)一书,思考人类如何克服"国族(nation)、国家(state)、资本"在当代所产生的问题,借以建构新的世界史图像。柄谷在该书中透过贯穿"漂泊者、氏族社会/国家/资本/世界共和国(A/B/C/D)"的"交换模式"理论,来取代马克思的商品交换模式,并援用以康德"永久和平"理念为基础的"世界共和国"概念,来提出现今人类所应朝往的理想境地。此种"世界史"结构的论述,在超越"国族、国家、资本"的问题意识上,与京都学派的"世界史"理论截然不同。柄谷借用弗洛伊德的"被压抑之物的回归"说法,探讨超越国族、国家、资本的可能性,后者以大乘佛教的空或无的思想为基础,探讨超越固执于自我同一性存在的可能性,也因此为国族、国家、资本保留了存续的可能性。虽说如此,两者在建构世界史图像时有个共同点,那便是透过哲学的想象力主张"过去不再只是过去,它会透过现在而在未来中被改变"、"未来的形成是透过现在改变过去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