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司马迁在《史记·报任安书》中提出的"发愤著书"说与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的"穷而后工"说,这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穷而后工"说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发愤著书"说,而且"愤"和"穷"所指相同,它们是同源之水,一脉相承的,但其在文学理论批评的范畴和文学艺术创作中所提出的理论要求上又不尽相同,并且在中国文论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出处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年第3期39-40,共2页
Journal of Shaan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