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佛学研究者多奉刊本《大藏经》为圭臬,而忽略写本《大藏经》以及碑铭、摩崖、图像、族谱、方志等藏外文献,此外诸藏中晚出文献征引早出文献的丰富资料也未受到足够重视。东亚宗教文本的载体形式,从写本到刊本的嬗变,不啻传播媒质的一场真正的革命。与写本相比,刊本可以让无数人随时、随机地获取存储于一种简易的、廉价的载体中标准化了的知识;其影响所及,不仅改变了宗教观念和实践的网络,甚至会冲击社会的制度性结构以及文化知识体系。伴随互联网诞生的数码载体,是传播媒质的又一次大跃进;对人文科学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不但要研究东亚宗教对技术的影响,也应考察后者如何影响前者的发展。新媒质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旧媒质的灭绝,写本的生命力在于读者、抄写者、编者无休止的"协商"中推陈出新;宗教文本在多媒质并存的网络中流通,形成独特的"书业市场"——即王勇教授所倡导的"书籍之路"。在这一流变多元的网络中,"中心"与"边地"的关系并非人们所想象得那么单纯,二者的距离不仅是地理上的,同时也是文化上;而"边地"的后发优势,体现在经过尊崇、追随、模仿"中心"之后,给文化及宗教范式带来了一些创造性的形塑与重塑,从而变得比中心更为"中心"。
出处
《山东社会科学》
CSSCI
北大核心
2016年第8期62-67,共6页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基金
加拿大国家科学基金SSHRC项目“From the Ground Up:East Asian Religions through Multi-media Sourc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2016-2023年)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