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新史学》发表起,梁启超就俨然成为了当时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但随着胡适自西方带来了"科学的方法"之后,梁启超在史学研究方法及对史料处理的态度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其在批评胡适的同时也在吸取其长处,《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出版即是证明。之后的"科玄论战"中依然暴露出两代史学研究者的分歧,等到《补编》出版之时,梁启超又重新反思了之前其对史学与史料处理的态度。
出处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16年第9期105-108,共4页
Journal of Tonghua Normal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