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商周文化的更替带来了礼与乐关系的反转:礼辅乐主变成了礼主乐辅。然而,乐与德的直接沟通,又潜在地表现着乐高于礼,这种观念延续至战国便是乐与情、和、心相通,而礼与制、序、行相近。于此,儒家知识观念的起源与其说是司徒之官,不如说是乐官。这一点也许正是儒家文献之所以塑造"乐正",并夸大其职能的潜在心理。
出处
《兰州学刊》
CSSCI
北大核心
2016年第9期107-114,共8页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上古知识
观念与文献体系的生成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1&ZD103)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