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亚洲,重开历史——亦论福山的转变

从提出历史的终结到政治秩序的再探讨,福山的确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其主要原因在于,观察到美国治理的病症与"第三波民主化"后一些非西方地区的治理失败,促使他强调亨廷顿早期的观点,认识到以普遍关系为基础的国家能力的重要性。但这种能力只有与法治和政治负责制一起,才能形成政治秩序的稳固支柱。福山将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形成的国家视为现代国家的起点,因其建立起了脱离家族等特殊利益关系的理性官僚体系,法治则在印度和西方出现,而政治负责制完全是西方的发明,三个要素的妥善结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福山早期的论证方式与历史终结论之间存在逻辑缺点,他后来对个人主义自由观的批评值得肯定,然而这种批评没有很好地融入三要素的理论构建。要克服这个困境,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的传统政治智慧,在"仁义"之光的照耀下,被夸张了的"自由"才会找到合适的位置,人们会越来越多地发现,历史正在亚洲这块土地上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