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长期农耕经济的熏陶,造就了中国人"依圣托古"的文化心理,这使得经典诠释在社会变迁与文化创新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也直接引发了中国经典诠释实践的早熟。历史上,在标志着中国诠释实践开端的三传对《春秋》的诠释中,人们对《左传》的诠释,多肯定其"传事"而批判其"不传义"。事实上,《左传》对《春秋》的诠释,是兼具"传事"和"传义"的。在战国社会由贵族政治向君主政治过渡的大背景下,《左传》作者通过从"尊君"到"重礼"的重建,从"尊王"到"民本"的辩证,以及从"灾异"到"尚巫"的复归等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承担起了社会转型下思想转承和观念重塑的历史使命,也因此而成功地展现了其兼具"传事"与"传义"的创造性诠释风格。
出处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6期56-61,共6页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Jinan:Social Science Edition
基金
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东周两汉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春秋>诠释"(项目编号:16FZS008)
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春秋>诠释传统"(项目编号:08JDC065)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