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继续推动省、县地方治理结构法制化、正规化的进程,希望建成一个近代化的地方政权体系。但是,与传统治理模式不同,这些一直延伸到基层社会的乡村政治组织,庞大而多寄生者;农民要承受"地方自治"这一新政产生的绝大多数费用,赋税负担比从前更加沉重;自治组织沦为压榨农村的暴力机器。在政治变革与生存道义之间,陕西和其他省份相同,农村经济在现代化的起点上徘徊再三,缓慢进步。
出处
《农业考古》
2016年第6期74-83,共10页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基金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度重大委托项目"陕西经济通史"(项目编号:13W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