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崇高美学的后现代状态——利奥塔、德里达和南希等对康德崇高美学的重构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将审美类型分为美和崇高两大类,美是由想象力与知性的谐和而产生的愉悦,崇高是由想象力不适合表现理念而产生的、痛苦与愉快并生的强烈感受。出于对形而上学之同一性、总体性和二元对立等思想倾向的批判,利奥塔、德里达和南希等在对康德崇高美学的后现代重构中将崇高所涉及到的感性与理性的之间的冲突转化为激活差异的契机。利奥塔认为在崇高中想象力与理念彼此既不可化约又相互作用,并将理念的超越性与对既定标准的超越相联系。和利奥塔一样,德里达也将崇高中想象力对理念的否定性表现视为类比修辞,但德里达在此基础上强调理念并非与有限相对立的无限而是在自身中包含着界限,亦即强调想象力的踪迹是将有限和无限之间的相互作用汇聚于同一动作(运动)中的去界限。作为对利奥塔和德里达关于崇高的论述的延续和推进,南希认为表现不再意味着想象力对理念的表现而是意味着发生、出现,而去界限即为崇高中的表现。在这些人对康德崇高美学的后现代重构中,捍卫差异意味着拥有一种临界体验。利奥塔将这种临界体验联系于踪迹,亦即与异质事物间的差异关系的运作有关的动作或运动。由于受到海德格尔的明显影响,德里达和南希不仅尤为重视踪迹还强调踪迹的自我擦抹特性,亦即强调踪迹不能被视为某种既成状态或既定结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崇高意味着理性超越于感性并且这种超越总是涉及对感性的否定,而以差异、临界和踪迹等所标识出的后现代崇高则意味着在对感性的肯定中实现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