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子夜》的创作动机长期被解读为"回答托派",即用小说写作阐释在帝国主义压迫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始终无法战胜买办阶级而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然而,茅盾虽接受瞿秋白的指导,但直到成书之后仍未能深入理解所谓"托派"观点并予以有力回答,反而在揭示"立三路线"的过程中与某些所谓"托派"观点形成共鸣。事实上,在小说"提要"和现存大纲及前四章手迹当中,茅盾笔下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更多地呈现为实业与金融之间的对立掣肘。茅盾之所以不能很好地"回答托派",既是因为实业与金融背后的汪派与蒋派之争,也是从宁汉对立到宁汉合流时期的茅盾,其1927年的亲身革命经历在1930年上海的曲折映现。而小说结局由原来设计的吴荪甫与赵伯韬在红军四起形势下的握手言和,按瞿秋白要求改写为民族资产阶级无法战胜买办,虽符合了"回答托派"的意识形态要求,却遮蔽了茅盾原本对中国社会的把握与言说方式。
出处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
北大核心
2017年第1期58-68,共11页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