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北宋男性词人毛滂的《调笑·莺莺》本是一诗一词的联章体转踏词,明代《西厢记》坊刻本因误解《调笑》文体而将诗词分录,词作部分被误作他人作品。杨慎《调笑白话》"檃括"毛滂《调笑》,续写七言诗,此举被误作杨慎与夫人黄峨之间的诗词唱和。晚明至清中叶的多种闺秀诗选因此收入《调笑·莺莺》,作者均署为黄峨,从而造成批评家的误读,影响极大。清刊《西厢记》再将此诗用作卷首莺莺像的题诗,署名"杨升庵夫人",成为流行版本。同一首《调笑·莺莺》,在三种文学系统中分署着三个不同的作者,各行其道。一首男性词人的平庸亵词,一旦被误作女性作者的闺阁寄语,则另添了一种别样的审美意涵,激发出读者别样的阅读体验,被视为"天鹿吉光"的至佳诗作。
出处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
北大核心
2017年第3期18-26,共9页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