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徐悲鸿用写生的方法、写实的风格,在中国画《愚公移山》的创作中使用了印度人的形象。徐悲鸿在美术创作、教育、社会活动中对写实的坚守,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焦虑、思考与作为。在建构现代中国的进程中,科学的理念是一面大旗,而科学化风尚和写实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是其在中国现代美术体系中的具体化。因此,徐悲鸿的这一创作,既关乎他个人的趣味,也关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是一个视觉化的双重寓言。
出处
《中华文化论坛》
北大核心
2017年第5期142-148,共7页
Journal of Chinese Culture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当代美术制度研究(1949-1989)"(项目编号:16BF08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