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李怡《作为方法的民国》

1927年，郑振铎曾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学真是一片绝大的荒原”，只要有兴趣，下苦工，每个人都有自由垦殖的可能。90年倏忽而过，可供我们开垦的文学园地显然愈加广袤，对文学现象的焦点透视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把握都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就后者而言，自1950年代迄今，我们已经收获了上百部现代文学断代史。学科的发展，自然需要一定数量著述的累积。而且，现代文学史编著的热络本身便是学术界自我反思的重要呈现，即众多学人已经形成一个基本共识：若非置于“历史”的脉络，那些曾经自明的概念和了然的事件，既难以说清，也难被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