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朝碑文的骈化及其艺术特质

东汉刻碑之举的盛行,突出了碑的独特社会功能,由此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外在载体形制和文本表达方式,并"因器立名",即沿习器物之名而确立文体名称,从而约定俗成,被时代和群体所接受。尽管当时的很多碑文仍然摆脱不了颂体的影响,或以"颂"为题,或体同雅颂,但碑文已经独立成为一种文体。六朝时期的碑文创作在蔡邕骈语雅润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推进,不论是外在样式还是文本内容,都已基本涵盖后世的所有种类,并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相对散体碑文,六朝骈体碑文更能发扬以形容为主的特质。到了明清时期,碑序与史传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所以碑文批评逐渐以叙事为正宗,或崇正抑变,或主变存正,但都倾向于将碑文视作史传类的叙事文体。他们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六朝是一个叙事文体相对边缘的时代。再加之六朝碑文中的叙述部分在被后来《艺文类聚》等类书收录时多有删节,叙事显得更为不够清晰生动。明清碑文批评以今律古,严分正变,无疑影响了对六朝碑文客观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