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乾嘉以降,針對世祖至元中期京兆、安西諸府路沿革過程的釋讀,歷來頗有不同意見。通過梳理宋金時期京兆政區建置,佐以正史、文集和碑刻等史料依據,認爲《金史》《元史》分别記録的"京兆府",含義存在本質不同。前者指京兆府路官署機構總管府所在的府,後者則是京兆路總管府的簡稱。重新認識《元史·世祖紀》兩次京兆改名安西事件的記載,揭示元廷利用安西王府加强掌控帝國西部疆土,以及從中防範和打壓其潛在割據離心勢力的政治背景,指出首次改名出於褒揚安西王府的歷史功績,由於安西王的不軌行爲導致未能實現;再次改名安西,反映了元廷在關中地區恢復中央集權的實質性進展。體現出蒙古遊牧文化與中原漢地傳統農耕文化之間彼此融合而又相互排斥的複雜互動。《元史·世祖紀》使用"改京兆府爲安西府"的説法來描述至元十五年的改名事件,是《元史》行文依循自身體例的結果。金代的總管府,是最重要的路級官署機構,而不是這一路級官署機構駐地所在府的統稱。以往認爲元代不少路分是由與其同名的金代諸路首府演變而來的觀點,值得修正。金元之際路由高層政區向統縣政區的轉化,直觀表現爲"親領之縣"的出現,背後則是諸路首府消失所致。傳統政區沿革史的復原研究,史料本身的考異校正固然重要,但針對相關政治背景的分析以及史料行文體例的深入發掘,同樣具有方法論意義。
出处
《文史》
CSSCI
北大核心
2017年第3期157-196,共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