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何与申何：论徐彦《公羊疏》对何休之“例”的阐述与发挥

《春秋》有“义”有“例”。西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其中多发明《春秋》之大义。而东汉何休作《公羊解诂》，自称“略依胡毋生条例”，又作有《文谥例》，以阐发《公羊》之义例，从此治《公羊》之学者，莫不重视“例”。何休重“例”的传统经徐彦疏何休的《公羊解诂》而得以发扬光大，进而在清代常州学派刘逢禄的《公羊何氏释例》那里被推到极致，以至于“何休一刘逢禄”这一谱系几乎被视作公羊之正脉。从另一方面看，历来对徐彦的《公羊解诂》多不重视，学界对该书的评价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