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早在朱元璋定天下时,便于南京设教坊司,并设乐院和官酒楼一统天下官妓;然而,"南教坊"作为一个特定的称谓,始于英宗正统初年,实为永乐迁都以来明代两京制度渐次确立的产物,北迁的教坊司从此成为天下教坊之首,而原在南京的教坊司最终退居次位。因为这一地位的变化,位处留都的"南教坊",逐渐成为江南歌吹之地,也是南北士林、四方商旅往来风雅之地;更重要的是,在两京制度下,南教坊在明代乐制与演剧的变迁实际扮演着极为微妙的角色。简言之,正嘉以来,一方面是俗乐大兴,一方面是南教坊制度的日趋无序,其间种种曲事沉浮与文学往来,已直接折射出江南士林复古乐思潮的消长,而成为我们窥探晚明曲坛古(雅)乐与今(俗)乐、北音与南音之变的重心所在。
出处
《文化遗产》
CSSCI
2017年第5期18-29,共12页
Cultural Herit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