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佛教造像碑与佛教之本土化迹象初探——以台北历史博物馆藏之张解等造佛七尊像碑为例

任何一宗教在跨越种族、地域间弘传,定会与当地之异质文化产生相互的碰撞与冲击,在此互相冲撞之中,不仅会产生抗拒与排斥,同时也会不断学习与成长,修正、改变自己以对抗异质文化之中原本存在之文化与信仰之抗拒与排斥,并尽可能地调整自己原来之型态、方式,以适应所欲进入之文化中人们的生活习俗,如此才有可能打入,进而生存、生根、发展、茁壮、成长。公元一世纪末起,发源于印度之佛教,历经数千里路,＂远传＂至中土,由西域侨民之间,逐渐扩散开来,又适逢中土政治动荡、社会不安、藉以维持社会安定之儒家传统思想、信仰的崩解,佛教借着某些教义与本土之道家思想相近之处,敲开了玄谈之门,搭着＂格义＂之车闯进了中土精英集团社群,开拓出隋唐之本土义理、教派之发展。另一方面趁此五胡乱华、政治动乱之际,具神通、异术之梵僧,也结合了本土之神仙、祭祀之信仰,打入了基层民众之生活中,开展了佛教之普化信仰。华北各地民间形成了众多的社邑、义邑组织,如此双管齐下,逐渐地形成了与原先之印度佛教,有显著的差异之＂本土化＂佛教。今日所流传下来的以汉语经典为主轴之＂汉传佛教＂,即为佛教在汉地经长时间不断的＂本土化＂的结果,本文以北朝时期,佛教造像碑,在这样的＂本土化＂作用下,所显现出的一些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