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乡村叙述的“再历史化”及其限度——以《“老坚决”外传》系列为中心(1956-1979)

1958及1960年的两次“大跃进”运动，给当时的农村和农民造成了极大损害，也使得当年的浪漫主义激情想象遭遇了重挫。随后，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八字方针、“十二条”、“农业六十条”（包括草案和修正草案），并最终于1962年初将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了生产小队。①危机的局势也促成此前知识分子的暴烈的改造运动，转变为“神仙会”式“和风细雨”的自我改造。②然而，“大跃进”作为革命浪漫主义隐喻的失利与退却，绝不意味着只是一个经济事件，而是转而全面性地引起了文化乃至历史精神上的某些深刻变化。1961年以后的一些文章或者发言开始出现了异样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