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这篇以自传式民族志和自传体形式进行分析的文章,探讨了有关当代都市社会研究中使用民族志及其他"质性"研究方法的若干相关互联的问题。质性研究与量性研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其仍让社会科学不得安宁的历史根源以及逻辑-演绎根源。文章的目的并不是构建一种精致或粗糙的哲学话语,而是主张更加关注社会科学家最擅长的事情,而不是关注他们相互之间以及给他们的交往贴上的标签。正如社会学的实证主义创建者可能会同意的,社会科学逃脱不了社会科学的法则。该文最后列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只有通过直接观察才能获得、通过厚描述才能传递的那类知识。
出处
《第欧根尼》
2017年第2期81-97,共17页
Dioge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