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知识界的转向:从国难会议到庐山谈话会——兼论平津学人群的议政、参政和从政

1932年举行的国难会议,是民国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本身虽未取得显著的即时成效,却在客观上开启了一次历史性转折。这次会议使以前军政界顶层决策者和知识界巨头之间的往来明面化、畅通化,并呈现一定的制度化,大大推动了二者的和解,促成了两界的交流合作,也促成了主流知识界的分化、重组和转向。知识界生态在不长的时间内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由此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学者从政热潮。但是,这些都没有从根本改变当时的权力格局、顶层设计和政治生态,自然也没能扭转国运。这与顶层决策者的初衷颇有差距,知识界也对此渐感失望。至抗战后期,二者裂痕日渐加剧并最终分道扬镳。此次浪潮有着深切的历史意涵,再次生动凸显了中国情境下学术与权力、知识人与政治人、文化生产与国家治理之间繁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