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民初的过渡时代,确立中的新学术典范推崇分析的方法,即把整体的研究对象分为各个部分进行考察,并大体成为一种众人追求的"正确"论学模式。而梁漱溟和屠孝实则提倡一种另类的认识和论述方式,即不全靠分析来论证,而更多凭借自己的直觉;也不全靠证明来说服,而是直接诉诸受众的观感。前者往往通过"打碎"来观察,后者则主张对事物"全来全受"。从认识论的角度言,对"知识"的界定以及认识和分享知识的取向异同,是本质性的区别。认识论不同,则怎样认知研究对象,采用何种研究方法,以及什么可以作为证据等,都可能不同,进而导致对什么是知识以及知识产生的过程,都有不一样的理解。当年直观取向对分析取向的挑战,多少呼应了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者对科学客观的反省和对机械论的批判,反映出学术的大转变。故那时学界新旧取向并存甚至竞存的复杂程度,超出了我们既定的认知。
出处
《天津社会科学》
CSSCI
北大核心
2018年第1期139-149,160,共12页
Tianjin Social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