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知识分子与现代都市——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与广州的历史因缘

上海和广州是创造社发展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两个活动基地。1926年创造社中心人物齐聚广州，改革广东大学文科，筹建出版部广州分部，召开创造社大会，参与具体的革命实践，创造社同人们的广州体验为创造社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开启了新的发展路径。郭沫若等创造社中心人物离开上海南下广州，城市空间的选择，实际上便是在革命活动与文学活动之间做了一次新的选择。在广州的创造社中心人物曾做过由松散的文学社团向着组织化社团前进的努力，但革命与文学选择的殊途，不同革命理想观念的碰撞，以及社团组织性的强调与个人自由选择间的冲突等等，反而使得齐聚广州的创造社中心人物内部矛盾重重，广州同人（中心成员）与上海同人（小伙计和新人）之间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上海出版部的清理及《广州事情》事件的发生，直接促使创造社同人再次走向离散。1927年后创造社同人虽然陆续都回到了上海，但是后期创造社的种种表现及变化，其根源都可追溯至广州。革命的广州与创造社同人的遇合，彰显了现代城市与现代知识分子相互选择、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