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中,欧阳修本欲置苏轼之文为第一,却因避嫌而最终置之第二。以往的苏轼研究虽时常征引此记载,却对此及相关材料的解读失于粗疏,使得苏轼在科举考试中取得较好名次成为民间乃至学界一定程度上的主流认识。然而,对相关史料细加考察并结合制度详加分析后可以发现,欧阳修只是在省试中论的单科考试中将苏轼置于第二,而苏轼的省试最终名次其实并不靠前。殿试结果苏轼初列丙科,而后升为乙科,应是从第五甲升至第四甲,赐进士出身。宋代科举中习称的甲科,在五甲制下一般是指第一甲,乙科则是指第二甲至第四甲。但乙科与丙科之间却界限模糊。
出处
《中国史研究》
CSSCI
北大核心
2018年第1期69-84,共16页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