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论中“人民性”问题的流变

"人民性"曾经是文艺理论中的重要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文学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精神得以全面贯彻,文学理论话语中人民当家做主的壮志豪情集中体现为"人民性"成为文艺理论的焦点话题,以及以"人民性"为标尺对古今中外文艺信心满怀地梳理、择选与评判。黄药眠较早从理论上对"人民性"做出概括,而以群、巴人等文艺理论家对"人民性"的论述则较为系统、影响较大。"文革"之前,"人民性"一直是臧否文学的权威标准。"文革"期间,"人民性"遭到"阶级性"的极度压制,以至于成了言说的禁区。"拨乱反正"之后,"人民性"又重新成为诸多文艺论著研讨的热点话题。80年代,"人民性"尽管在批判的意义上重放光彩,但其衰落的趋向已难以挽回。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人民性"又被重新启用。但与之前肯定的意涵相比,它更多的是在反思的、批评的层面上被使用来评说文学史,不少批评家还将"人民性"与底层写作联系起来。新千年中期前后,一些理论家围绕"人民性"的重建问题进行了激烈论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重新确立了人民性的审美规范,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引领中国文艺未来发展的明确纲领。人民美学以人民大众为表现主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在精神;人民美学既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又是开放的美学体系。人民美学是社会主义文艺区别于其他文艺形式的根本特征,是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无可替代的美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