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研究以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信息扶贫”项目中移动通信和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分析新的媒介技术在农村扶贫工作中的实际运作状况。与以往主要在发展传播框架内评估信息技术应用对农村发展影响的研究不同,本文尝试综合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媒介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聚焦于媒介技术的物质性,去探讨这一物质性与地方社群相遇的社会——文化逻辑及其现实效果,以进一步回应技术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经典议题。笔者认为,会理县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反映了当下中国贫困地区在“脱贫”和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困境:被寄予厚望的技术反而协助再生产了孕育原有贫困问题的结构。因为“信息扶贫”中的传播技术首先体现为基站建设的物质性存在,地方政府与村民更倾向将其笼统视为固定资产投资和临时工作机会,并从中获得短期利益,而非如国家设想的那样将农民变成新媒体的积极使用者以改变经济活动中的不利地位。而且,在当下农村社会的政治一经济一社会结构内,外来投资往往会强化这些自然资源丰富地区的结构性贫困和贫富差距。本案例从物质性角度回应了技术的社会形构(formation)如何在特定时空内生产了其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
出处
《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
CSSCI
2017年第1期123-135,共13页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