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司马迁自觉地建构了自我发愤著书的历史形象。他一方面凸显武帝与李广利的裙带关系,另一方面极言李广利才能平庸,从而达到武帝因李夫人而偏袒李广利,罪责于己、遂致宫刑的叙事效果。《汉书》则进一步加强了对武、李情深以及李广利才能平庸的历史叙事。然考诸史实,武、李之情深并不完全可信,李广利拜将封侯也非关李夫人,其本人实是与卫青、霍去病比肩的一代名将。司马迁历史形象建构的前提与史不合,这一历史形象需重新审视。
出处
《山西档案》
2018年第2期171-173,共3页
Shanxi Archives
基金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两汉经学与史学"(编号:2015CLS02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