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学》在"教—学"意识下认定"知识现成",从而将"知而不行—意志软弱"视为最大难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执政者采取声色威势导民就范。因为轻忽了"真知"问题,这种政治模式潜藏着将执政者的错知谬见无节制地放大为社会灾难的风险。《中庸》则在"真知"问题意识推动下,设立"天命之性—率性"意识,作为恰当的"知识—理解"之起点。《中庸》后半篇转而触及"何为真正的率性(诚)"这一特殊的"真知"难题,并为此引进了出神入化的"至圣/至诚"者之"教—化",以便感化其他社会成员达至"真正的率性(诚)"。然而,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至圣/至诚"者生成与推举机制,在现实政治中,这种浪漫的想像注定只能沦为《大学》式威势"教—学"的装饰。在"率性自明"的大前提下,设立并维系"执政者凭借政权持守既定的权威政见,普通社会成员通过特定渠道表达自己的率性体认与异见,双方在率性意识中相互承受政治压力,从而阶段性地就争议之事达成新的政见共识"的张力机制,乃是走出上述困境的可能出路。
出处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
北大核心
2018年第4期130-138,共9页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基金
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12310075614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