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接受史的另一面——以“宜读不宜演”为中心

1982年,汪曾祺有如是自述：＂我是两栖类。写小说,也写戏曲。我本来是写小说的。二十年来在一个京剧院担任编剧。近二三年来又写了一点短篇小说。＂（1）后来,这＂一点短篇小说＂的阵营和影响逐渐扩大,终于使汪曾祺成为研究者无法绕过的重要小说家。相比之下,＂也写戏曲＂的汪曾祺,却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